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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高油价下中国如何突围
 

高油价下中国如何突围

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石油,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需要石油。不断高企的国际油价,恶化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外部条件。

中国经济抵抗高油价能力脆弱

中国石油消费量不断上升,从1993年的1.47亿吨上升至2006年的3.49亿吨,年均增长6.9%,远高于全球同期1.6%的增长水平,占全球消费份额也从5.0%上升至9.0%。同期,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7.5%上升至48.2%,接近一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。尽管国内原油生产基本上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,从1993年的1.45亿吨增长到2006年的1.85亿吨,年均增长1.9%,但生产增长速度远低于消费增长速度,而且受资源禀赋的限制,这种状况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。因此,随着石油消费量的不断增长,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将进一步提高。

高石油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数量上,还反映在价值上。从1996年每天进口75万桶、每桶21.5美元发展到2006年每天进口350万桶、每桶60.5美元,数量和价格的同步升高使得石油进口消费金额大幅攀升,从57.9亿美元攀升到768.4亿美元。目前,中国每天大约产油400万桶(年增长率在2%左右)、每天大约消费800万桶(年增长率在7%左右),每天需要进口大约400万桶石油以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,按每桶100美元计算,一年的石油进口需要花费1440亿美元,石油消费的经济代价越来越高。

高企的油价表明人们必须支付更多的货币以满足相同的需求,人们必须将GDP中的更多份额用于支付石油消费(权且将这份额称为“石油消费代价”)。从上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经验看,石油消费代价是有极限的,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1980年达到峰值,当年石油消费金额占全球GDP比重达到7.39%,此后随着油价的下跌、GDP的增长而不断下降,上世纪整个90年代维持在2%以下,但进入新世纪后呈现不断走高趋势,2006年达到3.82%,2007年、2008年还在不断恶化,石油消费代价可怕地向引发石油危机的峰值逼近,世界面临第三次石油危机。

与发达国家比较,中国经济抵抗高价石油的冲击能力相当脆弱。尽管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上升,人们抵抗高油价的能力也在不断上升,以引发石油危机的石油消费代价7.39%为限,2006年全球石油消费能够承受的极限价格为126.12美元/桶,几乎是当年全球均价65.14美元/桶的两倍,但中国的抵抗力只有全球均值的六成,与印度相当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,它们的抵抗能力普遍高于全球均值,其中英国是全球均值的2.3倍,德国、法国是全球均值的1.9倍,日本为1.5倍,即使是石油消费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美国,仍高出全球均值一成多。

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

中国的石油问题还远非如此,更大的挑战来自于经济发展对石油的强劲需求,并由两股核心力量推动:一是交通运输的动力需求;二是化学工业的原料需求。前者包括各类机动车、铁路内燃机车、飞机、轮船,后者为生产化肥、农药、塑料(PE/PVC)、合成纤维、合成橡胶、合成洗涤剂提供原料。其中,主要的挑战来自于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。

截至2007年底,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980万辆,其中汽车5697万辆、摩托车8710万辆、拖拉机1482万辆。据此计算,中国2007年每千人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44辆,但与全球平均每千人120辆相差甚远;按10%的增长速度保守估算,13亿人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只需11年的时间,也就是2018年,届时中国将拥有1.56亿辆民用汽车。即使这样,汽车的家庭普及率也只有38%,相当于台湾省1992年的发展水平。

我们没有理由限制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努力。问题是,谁来保障这些汽车的石油需求?按照1辆汽车1年消费石油1.2吨保守估算,1.56亿辆就需要1.87亿吨石油,几乎占用2007年国内石油的全部产能。更何况还有保有量达到8710万辆、每年还以7%的速度增长的摩托车,以及铁路机车、飞机、轮船需要动力服务。

石油补贴是权宜之计,要加快能源结构转换

面对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,中国政府选择补贴石油企业、稳定石油销售价格的政策。从短期看,补贴政策是合乎时宜的,也是最便捷的工具。困难来自于补贴政策本身不可持续,面对不断攀升的石油消费量和高企的油价,公共财政补贴将难以为继。

需求是永恒的,石油供给“此路不通”需要人类另辟蹊径,加快能源结构转换。

历史上,人类利用能源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:薪柴时期、煤炭时期和油气时期。第一次能源结构转换从薪柴转向煤炭,前后经历了130年。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从煤炭转向油气(石油、天然气),前后经历了100年。显然,能源结构转换周期是漫长的。面对日益枯竭的化石能源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,人类需要进行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,从矿物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,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矿物能源,用无碳能源、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。现在看来,实现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面临一系列挑战。

其一,能源品种。目前,有能力承担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的能源选项包括核能(核裂变与核聚变)、水能、天然气水合物(可燃冰)以及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风能、海洋能、地热能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。尽管每种能源的资源禀赋都能够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,但在现有的条件下都还难以做到技术、经济可行。因此,第三次转换或许将是一个综合的过程,不可能像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换那样结构单一,而是由多品种共同实现结构转换。

其二,存量资产。现有的能源工业体系,包括油井、油轮、输油管线、销售网络,气田、LNG船、天然气管线,煤矿、铁路、港口,发电厂、输配电网络,以及工厂、汽车、火车、轮船、飞机和居民生活,都是建立在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基础上的,形成了庞大的存量资产。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不可能绕过这些资产。

其三,二次能源载体。伴随于第一次、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,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电力、汽油、柴油等二次能源,并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生产、生活模式,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同样不可能绕过这一模式。从发展趋势看,电力作为二次能源的载体地位不会改变,改变的只是产生电力的一次能源来源。因此,水电和各种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应反映这一趋势,将其转变成电力。同样,人类以汽车、轮船、飞机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,改变的只是实现这些交通运输工具功能的动力来源。因此,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还应反映这一要求,例如以氢能为二次能源载体、通过燃料电池为交通运输工具提供动力,替代现行的汽油、柴油。

围绕能源结构转换,中国的基本国情是:没有完成第一次能源结构转换,也没有完成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,还要进行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。因此,在发达国家完成第一次、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的国际背景下,面对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,对于中国来说,任务相当艰巨。一方面,中国能源结构需要同时进行三次结构转换。需要转换广大农村的薪柴消费、需要转换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,又不能延续发达国家的煤炭、油气转换路径,而是在农村发展沼气、生物质能,替代薪柴;大幅度提高核能、水能以及其他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比例,替代煤炭。  另一方面,中国能源结构转换受制于生态环境。发达国家由于完成了第一、第二次转换,只需要解决二氧化碳等引起的温室效应问题,对于中国来说,还要解决因大量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等引起的区域性污染问题。

 
发 布 者:  admin 添 加 时 间:  2009/12/30 点 击 数:  1366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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